今年8月，71歲的香港著名平面設計師靳埭強回“娘家”廣州，舉辦個人海報展覽與沙龍活動。沙龍上，靳埭強身著一套黑色休閑套裝，笑容可掬。“只要有一個人聽不懂粵語，我都會堅持全程普通話，決不讓大家白跑一趟。當然我的普通話很普通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！”一句開場白，逗得全場觀眾捧腹大笑。在設計界，大家都親切地稱呼靳埭強為“靳叔”。這位“香港平面設計教父”身上絲毫沒有“大牌”脾性，一旦打開了話匣子，無所不談。
裁縫十年
靳埭強祖籍廣州番禺，祖父是廣州有名的民間工藝師，從事灰塑建筑裝飾藝術，還曾作為領班參與廣州陳家祠的灰塑修建。他上一代長輩有著名的嶺南派畫家靳永年，伯父靳微天及姑母靳思薇早在五六十年代已是香港著名畫家。物理學博士的弟弟靳杰強在國畫方面亦小有成就，兄弟倆曾多次在香港及美國舉辦二人聯展，同輩親戚還有羽西品牌化妝品創始人靳羽西女士。
然而，他的藝術生涯起初卻并不順利。1957年，15歲的靳埭強跟隨父親到香港定居。“當時很窮，很多人住木屋，沒有書讀就做學徒。”靳埭強回憶，懷著要當一名藝術家理想的他，小小年紀進入社會當裁縫學徒，補貼家用—因為他不忍心父親一人獨立支撐整個家。日子就在裁裁剪剪中過了十年，“打工仔”的生活早出晚歸，早上9點開工，晚上9點半歸家。“那個年頭，有一技之長謀生總是好的。當時，一般的香港人工作之余賭賭馬、搓搓麻將，但我總覺得不是滋味，還在‘發白日夢’，看書，寫日記、雜文，是個‘文藝青年’。”趁著星期日有半天假，他跑去跟伯父學了兩年水彩、素描等基礎功。
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香港廣告仍受包豪斯前的歐美廣告畫、東洋浮世繪影響。到了六十年代，美國設計師石漢瑞（Henry Steiner）到港創立圖語設計公司，他的設計作品成為一時典范，香港設計走入平穩起步階段。“六七暴動”后，殖民地政府對華人友善起來，實施了“積極不干預政策”刺激經濟，帶動了輕工業發展，其中就包括設計業。
靳埭強“夢想”的轉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，香港中文大學開設了一個校外進修部的設計夜間課程班，授課老師是赴美攻讀四年藝術課程后學成歸來的王無邪，留學德國的鐘培正，課程包括德國包豪斯設計理論及平面設計。靳埭強被課程吸引了，馬上報了名。但夜間課程晚上7 點開課，而他晚上9 點半才下班，這兩個小時如何分身？所幸的是，靳埭強當時的老板賞識他的才華，同意他只要做好工作就能提前下班。
“我剛好遇上這個環境，如果我早10年到香港學廣告，未必會有今天的發展。”靳埭強一直強調時代的重要性。的確，20世紀70年代的香港處于成長期，設計師試圖將中國本土文化糅進香港設計里，“ 香港風格”逐漸形成。這時，靳埭強與同學張樹新及幾位舊同事合伙創業，成立新思域設計制作，這就是他現在公司“靳與劉”的前身。后來，香港的設計行業經過多年發展，逐漸培育出陳幼堅、李永銓、黃炳培（又一山人）、高少康等第二代、第三代優秀設計師。
設計一定要“啱心水”
靳埭強儼如一本設計掌故活字典，是香港設計發展史百科全書，熟知廣告與設計之間的關系、歷史、淵源。他愛思考，有自己一套哲學：設計源于生活，藝術得自心源。靳埭強坦承，香港畫家呂壽琨在藝術領域的革新思想，對他影響至深。1958年起，靳埭強跟隨呂壽琨習畫。呂壽琨給他寫了個錦囊：師古、師自然、師自我—即向古人、向大自然、向自己學習。靳埭強將這幾句話銘記于心，在先生逝世后，學習歷代山水畫大師范寬、李成等名家之作，還曾獨自跑到戶外寫生，對象是大自然的云煙。
在這之前，靳埭強在1974—1979年曾做過5年全盤西化的設計，他把安迪•沃霍爾的波普藝術融入水墨畫中，呈現機械型、幾何型效果。“我在向大自然學習的過程中，我開始反省，為什么是自己追他人的潮流，不是自己開創潮流？”靳埭強開始把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，融入西方現代設計的理念。傳統書法的筆觸被他大膽地融入設計，荷花、水墨、漢字這些極具中國文化意味的元素開始出現在他作品中。“靳氏風格”的設計水墨開始自成一派：一支斷裂的鉛筆和一把斷尺組成的畫面，寓意“設計要打破標準，不受工具限制”；一枚暈染的紅點，四周以水墨山峰環繞，形似母親的乳房，傳遞出“愛母親，更愛大地”的思考。這股“中國風”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一發不可收拾，中國銀行古錢商標也是在這種理念下橫空出世。
1980年，靳埭強被中銀集團總行委以設計標志。“我接到設計任務時心里有些害怕，中國當時剛打倒‘四人幫’，環境保守。”他說，他當時向中銀集團總行香港分行的主管索要五位數報酬，他們覺得是天價：“因為內地工人一個月工資才36 元。國內設計師設計一個標志才幾十元。”受到古錢幣的啟發，靳埭強以中國古錢幣為基本形態，中間方孔，上下加垂直線，成為“中”字形狀，又暗合天圓地方之意。“想前人未想，做前人未做”、“識得問為乜，設計乜都得”( 懂得去咨詢，什么都能設計出來)。靳埭強說，“如何讓一張白紙變得好看？設計師最重要嘗試、想象力，要想辦法讓它獨特，有趣味。”上世紀80 年代中期，中國銀行在內地公開使用這個標志。而靳埭強憑此獲得CA 獎( 美國傳達藝術獎)，名噪一時。
或是在裁縫界打滾了10 年所落下的“職業病”，靳埭強始終認為做設計與做裁縫道理如一，設計師負責令產品看起來既美觀又讓客戶滿意。他認為，成功的企業必須要有良好的品牌形象，而企業本身是良好的品牌形象的基礎，作為設計師則必須了解企業的這些特點。正如他那句很出名的設計語錄，“做設計就像做裁縫。做裁縫是注重為他人度身訂做一套衣服，是要別人穿起來舒適，看起來美觀，又合他的心意。”
與東西方的設計界巨頭碰面
1997年香港回歸，靳埭強設計的一款海報，主體圖案是把香港地圖折成一條紙船，喻意回歸童真與母親的懷抱。兒童的元素經常出現在他的平面設計當中，孩子游戲中的“沙包”、玻璃球、涂鴉等等，都成了他常用的設計符號。
回想起來，靳埭強記憶里最困難的工作，或許是9年前替重慶設計城市標志。這個標志誕生的過程是“痛苦”的，“因為重慶的文化積淀非常深厚，任何一個具象的東西，如朝天門、解放碑、大禮堂等，都很難代表重慶。難就難在要得到當地市民的普遍認可。”為了充分了解這座城市，他從五所大學找來設計專業學生座談，了解重慶文化，收集大量資料。經過無數次修改，最終定稿的城標圖案是兩個人形的“慶”字。“慶”字的形象如手舞足蹈的人，喻意重慶人樂觀向上的性格，也有“巴”文化“寬厚樂天”的意蘊；兩個“慶”字疊加，有“重”的意義，也體現了重慶作為超大城市接納眾多外來人口，兼容并蓄的特點。
這些優秀的設計作品，讓靳埭強有了“香港平面設計教父”的頭銜。除了恩師呂壽琨，東西方設計界大師們也是他學習的對象。
在網絡還不發達的年代，書信維系著靳埭強與美國頂尖設計師保羅•蘭德的情分。保羅•蘭德（Paul Rand，1914-1996），是ABC、IBM、UPS 等美國著名公司商標設計者、曾任耶魯大學平面設計教授。上世紀80年代初，靳埭強寄出一封信給保羅•蘭德，并附上自己新出版的第一本水墨作品集《靳埭強畫集》。很快地，靳埭強收到回信，二人開始了長達10余年的書信情緣。
“Paul Rand 給我的第一封信，除了表示欣賞我的才華外，還表示希望看我的商業作品。第二封信是透露出對我們中華文化的愛慕之情，鼓勵我要珍惜我國文化。”靳很快地給保羅•蘭德寄了海報作品《墨我濃情海報專輯》，并希望他能寫篇評論文章。遺憾的是，保羅•蘭德年事已高無法寫了，他給靳埭強第3 封回信也是最后一封信，“我看到你現在的作品好多了。”雖然沒有長篇大論，偶像一句簡短的話也讓靳埭強開心了許久。二人曾有一次簡短的會面。1989年，靳埭強應邀參與東京的泛太平洋設計會議，擔任演講嘉賓，恰好東西方設計界巨頭—美國的保羅•蘭德與日本的龜倉雄策，亦在會議上展開大師級對談。席間，靳埭強與偶像近距離地會面了，“我們還交換了名片，我給他的那款名片我仍在用。”
靳埭強的作品曾被日本的設計叢書Creation（《創作》）雜志收錄，且是唯一一位作品被推薦收錄的中國籍設計師。背后的伯樂正是被譽為日本現代平面設計之父的龜倉雄策。他曾經采訪過龜倉雄策，龜倉的故事也被收錄在靳叔的《日本設計師對談錄》書中。有次在東京，靳埭強拜訪龜倉，卻遇上一個多小時的“大塞車”。靳遲到了，龜倉有理由拒絕他的來訪，但靳埭強說了一番話讓龜倉回心轉意。“我說，很高興能拜訪您，我十幾年前初學設計時已經很崇拜您，很希望拜訪您，您的作品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。但方才的塞車，我覺得比10 年還長。”聽了這番深情表白后，龜倉開懷大笑。
靳拜訪龜倉時，已于晚年的龜倉正在編輯日本設計大師的設計叢書《Creation》，一輯合共20本，該雜志每一期介紹幾位世界級的設計大師及其豐富的作品。龜倉看完靳的作品后，邀請靳提供100件作品供其挑選，并收錄選中的作品在雜志中。靳埭強回憶說，他當時對我說，你別告訴別的日本設計師，香港的只收錄你一人的作品，“龜倉是位給予我很大支持的前輩，沒有架子，就像一位老人家、長輩。”令人惋惜的是，龜倉雄策編輯完20本《Creation》后，與保羅•蘭德在1996年溘然長逝。
（作者：陳曉勤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