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的中國經驗在80 年代幾乎中斷”
你在1982 年就去美國了，直到2000 年回國為止，大多數時間都呆在美國。請談談你的1980 年代。
最重要的是我從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到了一個超級大國，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國家、不一樣的生活和價值觀。
這么多年來我在西方看到的、讀過的，都不如住在那里重要。如果80 年代我呆在中國，可能會和現在不一樣。
你的意思是不是說，如果在國內，接觸到的只是第二手、第三手的西方文化思潮和理論，而在美國接觸到的是第一手的，比如名畫原作。
對。我想在國內和在美國的最大區別是問題變了。我在中國是一個官方的、社會主義的藝術家，畢業后留在美院，沒有生存問題。到了美國后，我一下子變成世界藝術中心紐約的一個個體藝術家，早上醒過來， 面臨的問題就是生存。
這么多年后，人們仍愿意談80 年代，它肯定有很珍貴的東西。
是啊，那是對青春期的回憶。對我而言，青春記憶的一部分必須連到70 年代。從1970 年到1980 年， 從17 歲到27 歲，這十年對我來說有著太豐富的經驗、太密集的記憶了。
我很難單獨談80 年代。我的中國經驗在80 年代幾乎中斷了，變成了“美國”的中國經驗，這是間接的經驗，很遙遠，但很有質感。那時， 我很期待中國的消息，因為我生活中都是“中國”。到90 年代好了點， 因為我已經變成了紐約居民，但還是很牽掛中國。
你到美國后，跟阿城、王安憶有過一段長時間的通信。現在，你還留著那些信嗎？那些信對你來說， 意味著什么？
當時我跟阿城、王安憶的通信主要談文學；跟其他朋友的通信談美術，當然還大量地談在美國的觀感、生活細節和經歷；跟美術界的朋友們也大量地通信，比如孫景波—他是我最要好的同班同學，還有程叢林、沈加蔚..好多好多人，我都記不清了，比較年輕的有劉曉東，他比我小十歲，還是我主動寫信給他的。那時的信寫得很長、很密，比如我和阿城通信，往往他沒有回信，我的又一封信就過去了。但到了1990 年代，通信很自然地就漸漸少了，沒有了。
你會不會發表那些信？
(笑)不會。王安憶的信不太讀得懂，她的字很潦草，我要看兩到三遍才能看懂。可以說那些信的內容很幼稚，但態度很誠懇。從知青時代開始，我們就是靠寫信、等回信過日子的。我們是通信的一代。
你在美國的很多時間都花在寫信上了？
對，很多。我還與父母通信。我母親到現在還給我寫信，這很傳統。我希望今天還有誰跟我通信，我還是愿意寫的。
你會用什么詞描述80 年代。
亢奮，一個很亢奮的年代。
知識分子、畫家亢奮，那么老百姓亢奮嗎？
老百姓也很亢奮，物質亢奮。當時開始出現電視機等各種對西方社會來說很低檔的消費品，把一臺黑白電視機換成彩電對一個家庭來說絕對是件大事。農民也很亢奮，分田到戶了， 可以賣糧食、做小買賣、做生意了。
阿城曾向你推薦莫言的作品， 結果你看不下去。那么在中國當代作家中，你看得上哪些人的作品？
我的文學趣味很早就形成了。當我在江西寧都和江蘇江浦插隊，把能找到的所有世界名著都看完了，但主要集中在俄羅斯文學，少部分是英美和法國文學，沒有任何中國書。
我到美國之后才開始讀中國書， 大量是臺灣出版的，有先秦諸子、《三國》、《水滸》、《紅樓夢》。那時我才發現自己沒受過教育，讀不懂孔孟老莊， 要靠翻譯后的白話文。那時我也已經三十歲了，記憶力也不如從前了。
在我們少年時代的可憐閱讀經驗里，周氏兄弟是我一直閱讀的對象， 到現在還在不間斷閱讀。特別是魯迅， 不知道讀了多少遍了。
這個時候你再去注意當代文學， 就覺得談不上什么文學，就是一些故事，而且是一些粗糙的故事。我很注意內容，文學就是—你知道故事之后還一再愿意去讀，比如《紅樓夢》。
“重要的是對當下有影響的人”
你曾說陳逸飛是最早出國的人， “很有勇氣”？
(笑)我太了解他了。大家說陳逸飛“復雜”指的是他的攤子很多， 但他非常簡單，他虛榮、野心勃勃， 追求地位和財富。在八九十年代中， 最成功的人不是說話的人，而是行動者。他不斷地給出可能性，可以說在行動者中，他絕對是一個值得記住的人。是他告訴我們可以出國了、趕緊回國、可以做模特、可以拍電影了。他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。我覺得他是一個Sample。
你在《八十年代訪談錄》中稱徐冰代表了80 年代，為什么？
徐冰絕對可以代表80 年代。他在“85 美術新潮”時就推出了“天書”，他的“天書”影響非常大。我的《西藏油畫》回到了19 世紀，他的“天書”一下子就達到了西方20 世紀70 年代的水準。西方在70 年代用文字呈現理念，徐冰在80 年代做， 幾乎與西方同步。所以至少在美術界， 他絕對是80 年代的代表人物。還有谷文達、王永石水、蔡國強他們都是“85”的英雄，現在都在西方非常成功。
你看么看徐冰的“新英語書法”？
他一直圍繞文字這個媒介，從中文到英文，差不多20 多年過去了。他后來的作品非常多，但基本上都延續了同一個主題和動機，相當不容易。
請簡單評價“85 美術新潮”。
和文學運動一樣，“85 美術新潮”是美術界的信息運動，現在看來這個運動非常粗糙、非常不理性，我認為它太提前、太遲到。說提前，是因為大家沒有準備好， 經歷了“**”，從極度匱乏中一下子接觸到現代和后現代，大家都認為自己明白了，立即開始創作。說遲到， 是因為畢加索、杜尚這些話題早在清末民初就進來了，我們直到20 世紀末才知道，還談不上理解，但我們指望不上別的更好的方法。
有評論說《八十年代訪談錄》這本書的作者和受訪對象都是成功人士和既得利益者，你怎么看？
這要看怎么定義“利益”。有名如果也算利益，我們就是既得利益者。在學界和文化界，這些人都有一定話語權，當然有沒有人聽是另外一回事。這使得這本書可能會給別的年齡和圈子造成輕微的抗拒心理。但我真的希望：我們能不能再談談其他幾個十年，串聯起來組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圖像。我二十幾歲的時候就很希望和當年五六十歲的人談談他們自己。
其實我們慢慢地在退出，不再那么重要。現在重要的是那些對當下文化有影響的人，比如韓寒、徐靜蕾、超女。我現在有影響，不是因為畫， 也許是因為我寫了書。事實上我覺得我們是一群有名但不重要的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