記者：您是頭一次來中國嗎？對這里印象如何？   
Timothy Druckery：我是第一次來中國，我很喜歡這里,喜歡它的獨特氣息。這個國家在飛速地發展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互沖突而又同時存在，而新生的一代人又與傳統的舊觀念之間不斷地發生碰撞。
   
記者：介紹一下您的教育背景和目前的工作吧。作為這次活動的策展人，你自己也是新媒體藝術家嗎？
Timothy Druckery：我在大學學習的是藝術史與攝影史。目前在馬里蘭學院擔任攝影班的畢業指導。我從來都沒當過藝術家。
   
記者：那么您是如何開始關注新媒體的？   
Timothy Druckery：15年前恐怕還沒有所謂的新媒體藝術這一說法。那時我住在紐約，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。我在紐約看到了很多展覽以及音樂演出，來感受這里的藝術氣氛。這個城市仿佛一個搖滾樂和實驗音樂共存的大舞臺，讓我大開眼界。當時出現了一些以電腦、錄像為主題的藝術作品，但是還不叫新媒體藝術。我在大學教授藝術史，覺得僅從這個學科自身角度看問題太過單一，所以我希望能從更綜合的角度來看整個藝術的進程。于是我開始回顧整個二十世紀的媒體發展。我在研究電影的歷史時，驚訝地發現在這個領域里獨立與商業自始至終都是并存的。而整個二十世紀就像一個飛速轉動的車輪，從廣播到電視再到互聯網，充滿著一連串的媒體爆炸。然而我也進一步發現在這個媒體的大環境里，傳統藝術的歷程漸漸被人們遺忘了。
   
記者：您如何看待“新媒體藝術”？   
Timothy Druckery：我并不認同“新媒體藝術”這個詞，因為“新”這個字眼太過工業化。我們通常都是在廣告里聽到“最新產品”、“最新科技”這樣的說法。在工業化標準里，“新”就意味著更好、更快、更先進。但是舊的媒體從來就沒有消亡，而且事實上90年代的很多科技在此之前都已經出現過了?；拥母拍钤?0年代就已經有了，那時更多地是通過廣播來實現的。有一些人專門建立無線電通訊網絡來相互截獲電波破譯密碼。然而直到第二代互聯網出現時，一般的人還是不了解它其中的奧妙所在，人們并不理解科技的本質。而最早接受這些科技的人恰恰是藝術家，是他們對這些技術進行了最早的應用和試驗。如今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科技，他們知道如何去操作各種工具。然而媒體藝術家們則致力于發現那些沒有被實施過的操作，不斷地挖掘可能性。
   
記者：您如何看科技對社會的影響？   
Timothy Druckery：這個社會的文化在慢慢轉變為一種“屏幕文化”，人們日常接觸的都是“屏幕媒體”，因為他們越來越習慣看屏幕了。法國一位哲學家有一句名言：人們之間的交流已經全部變成圖像之間的交流了。作為搞攝影出身的我也深有體會，過去人們攝影都是通過照相機上的取景器來觀察，而現在他們只用看液晶屏幕了。從“取景器”（Finder）到“屏幕”（Screen）的轉變就能看出觀念的變化。當人們通過“取景器”觀察時他們是在“選取”真實的世界里的“景”，而當他們通過“屏幕”觀察時他們看到的則是一堆圖像。這些圖像和真實之間是不對等的，人們觀察的角度在發生著巨大的變革。我在中國的餐館點菜時，雖然看不懂菜名，但是通過圖片也能夠進行選擇。我只要像按鼠標一樣“點”一下圖片，服務員就會把菜送上來。你會發現所有的語言和文化理論都在這一瞬間變得毫無用處，因為圖片把所有的復雜性都給消除了。這是二十世紀的重大問題，值得人們好好反思。以前人們是在記錄這個世界，而二戰之后，人們開始“渲染” 這個世界。這樣一來我們如何理解世界？早在九十年代初人們就已經能拍出《侏羅紀公園》這樣的電影了。我們現在看到的照片不一定是真實的，它可能被電腦處理過，就連報紙上的新聞都不一定是真的。人們不禁會問：這一切發生過嗎？信息的可靠度發生了變化，這正是電腦帶來的災難。
       
記者：您認為媒體技術在未來會朝著什么樣的方向發展？   
Timothy Druckery：我不知道，科技的發展太迅速以致難以預測。不過目前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，高清的普及使我們有機會享受到有史以來最高的畫面分辨率，而人們卻執迷于用分辨率最低的工具來觀看圖像，比如手機。當然不管怎么說科技的影響依然很強大。有人宣稱攝影已在數碼時代消亡，但是現在人人都有數碼相機，你又怎么能說攝影消亡了呢？我們的下一代將會變得高度的電腦化，他們一出生下來就會接觸到電腦，并會與之相處一世。也許他們不會再追問縈繞我們這代人的那些問題了。

記者：您覺得媒體藝術家在當下最應該關注的是什么？   
Timothy Druckery：藝術家應該從歷史的回顧中尋找根源。例如互聯網的概念，其實就來源于過去的郵件系統。藝術家應該去思索如何理解被遺忘的東西。藝術總是在提醒人們什么東西在歷史進程中遭受了失敗，而電視這樣的大眾娛樂則恰好是它的反面。藝術家們不應該直接利用電腦，而是要打破和分解它，從更內在的角度來說清事物的原本。